用“可恨之人也有可憐之處”來形容涉事導游阿布，似乎很貼切。而今，他已遭處罰，并被吊銷導游資格證，但處罰不是目的。事實上，我們不得不承認旅游行業畸形的制度因素：旅行社低團費、零團費的操作達到了吸引部分人的目的，但當無形中成本壓力被轉嫁到導游身上，就已經為導游與游客間不可避免的矛盾、沖突埋下伏筆。而這恐怕也是新《旅游法》出臺的重要考量。

　　事實上，當制度規則不健全時，個體權益焉有完卵?當旅游業亂象紛呈，從業者個體的操守，或是最后一道防線，但不該讓這道防線去抵御生存壓力。

　　“惡”始終是錯的，但“惡”未必不可赦。可以想象涉事導游那樣的囂張絕非一朝一夕可以形成，當游客利益受損求助于執法部門，執法部門是非不分、默認違法的不作為則成為最滑稽的佐證。執法部門的不作為，多多少少使“善”不自覺變“惡”，造成“人人皆罪”的窘境，造成對底層的傷害。當事態嚴重，觸發眾怒，再打出頭之鳥，有如養魚執法，實屬惰政。

　　執法者應避免陷入這種法不責眾的尷尬境地，平時的執法缺失，最終架空的是法本身。新《旅游法》已經出臺，希望對旅游從業者、游客、執法者都是一個好的契機。旅游業的良性發展離不開規則的確立，旅游監督體系的完善。